五、西耶斯的警示 西耶斯是法国近代宪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将18世纪的各种宪法元素高度综合为统一的理论整体。
但可以想见的是，主要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行政诉讼程序对于行政裁量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的救济很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原因不仅在于作为审查依据的法律不够明确，而且在于裁量往往涉及政策性或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法院审理未必合适。否则，公众参与的意义和有效性就会极大地削弱，公众对公众参与以及政府行政的信心就会极大地受挫，其结果不仅没有解决公共行政合法化危机，而且可能引发比散步事件更加严重的公民不服从。
一次性的市民代表与常任的代表委员们在一个平面上行使公众的参与权利，这确实可以称为我们时代的一道新的风景线。但我们必须看到，PX事件是一个特例，如果在一个利益更加分散以及代表遴选不那么正式的情况下，利益组织的不平衡性对于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就会凸显。 如果说散步事件是以一种非法律化的方式参与了公共决策过程，那么政府主导的常态的公共决策过程则对于问题的最终结果产生了更主要的影响。 以政府合理考虑公众意见并最终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决定为结束的标志。陌生化、原子化和弱组织性的中国社会如何创造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识别、讨论与组织机制呢？PX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新媒体时代的民意动员与表达机制。
在正式评估之前，我们需要大致了解一下行政过程公众参与的基本评估框架。可以证明的是，正常的政府没有理由拒绝公众参与提供的新的合法性来源以及与这种来源直接相关的公众的正当期待。事实上，由于《人权法》在司法审查和议会主权之间做了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妥协，所以导致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可以作对自己有利的解读。
其次，法院是独立且受法律规范和先例约束。《人权法》下的司法判决比过去只不过是进三步、退两步。因此，限制政治是为了确保热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如果人们对于权利或公共利益没有共识，这就容易被统治集团或官员所支配。
所以，汤姆金斯和贝拉米最终都将共和主义作为政治宪法的规范性基础，不无道理。（6）任何社会和政治体都不可能包容所有的价值。
[70]事实上，法院在后《人权法》时代对立法的审查具有正当性，因为它符合了议会明确表达的意志，即根据它们的规范去解释法律。盖因为由制宪权所创造的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享有最高的规范效力。他的分析的中心就是普遍意志（the general will），这并非所有人的意志，而是作为将他们联合起来的公共善（common good）。议会主权 政治宪法（politic constitution）的理论最早是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公法教授格里菲斯在1978年提出。
[5]这可以说是格里菲斯政治宪法思想的知识背景。输入考虑的是所有的公民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政治决定的做出，而输出考虑的是设计一种程序产生好或正确的决定。而法院的任务是确保通过法律的程序是适当的以及司法程序是公正的。所以，贝拉米认为，政治宪法应当采用共和主义的无支配的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而非法律宪政主义般的无干涉的自由（freedom as non-interference）。
因为他认为格里菲斯的方法论完全是描述性的，缺乏规范性的内涵。美国宪法政治的代表人物就是布鲁斯﹒阿克曼。
这是一个坚强的事实，也许是不怎么令人愉快的事实。简言之，自由是良好政府的产物。
从社会背景来看，按照格里菲斯的说法，政治宪法是对一个高度内在紧张的社会的逼真说明。所以，政治宪法的理念是规范性的，但是它并没有详细规定宪法的性质和内容，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政治人物，通过日常的政治过程去规定。那么，《人权法》的实施是否会对议会主权产生冲击呢？ （一）英国的议会主权 议会主权是英国宪法最基本的因素，被戴雪称为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主导性特征、宪法的拱顶石。就是在这一时期，英国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和商业社会，自由追求物质享受的价值而非共和主义的美德与堕落占据了统治地位，宪法坚持的并非共和主义而是新教主义。第二，它秉持一种公共精神而非私人利益的态度来行使。首先，它为政治领域划定边界，设定特定的价值和生活领域是超越政治的。
[39]汤姆金斯建议将这种方式进一步扩展到有关政府权力的含义和范围的疑问以及政府没有获得议会授权的行为和绕开议会审查的行为领域。（1）《人权法》通过提供国内救济，减少求助于欧洲人权法院，从而将权利带回家。
第五，它的理由是所有公众可以理解的。See A.V. Dic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pp. 192-193. [56] Philip A. Joseph, "Parliament, the Courts, and the Collaborative Enterprise", 15 Kings College Law Journal 321 (2004). [57] Jeffrey Goldsworthy,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Contemporary Debates,p. 113. [58] 贝拉米也有类似的看法，并且他指出，政治宪法支持议会主权并不能被进一步推广到支持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或者人民宪政主义（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一个人向那些控制着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威提出要求，如果他足够强，他的要求也许在一定的范围内被承认，甚至被赋予法律地位。正如斯科特（Scott）法官所说，当在审查出口武器给伊拉克的政策时，法官无法全身而退。
这种不一致的宣告并不会影响该条款的效力和继续运作，这种不一致宣告发布后，议会将重新审议该条款，从而决定是否维持其效力，要么修改它，要么废止它。第三，它遵守一套被使用者认同的公共规则、理由和习惯。笔者赞成该观点，其实戴雪当年对不成文宪法与法院的关系的描述本身就埋下了伏笔。[26] 贝拉米认为，民主审议的缺陷在于：（1）多元化的观点搅混水，使决定的做出更加复杂，阻碍了共识的产生。
[50] 那么，到底什么是议会主权？戴雪所下的经典定义就是：议会在英国宪法下有制定或不制定法律的权力，任何人或主体无权推翻或宣布无效议会的法律。其次，权利必须是足够精确能够被适用在具体的个案中。
但是，法院的进入是昂贵的而且还有严格的原告资格限制。这种竞争一方面促使当权者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而反应不同的意见，从而提升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使竞争制度化了。
[54]由此，只有在议会主权的环境下，政治与宪法顺理成章地连接在了一起。格里菲斯认为，问题在于法官是否属于最适合处理这些问题的人以及现存的宪法的功能分配是否应当得到改变？法官受限于他们的背景、阶级、地位和经历。
所以，没有干涉也会出现支配，因为支配的条件只是某人拥有任意干预你事务的能力，而不是事实上的干预。但他认为，上述挑战实际上并不存在。民主在输入上做得很好，但在输出上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民主加总票数，从而使个人牺牲于集体福利。但是，政治宪法学者认为，政治并非一头野兽，需要受制于法律或者被法律阉割。
共和主义认为自由是不依靠于任何人的强迫意志。See Carol Harlow,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Reworked, in Rick Bigwood(eds),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New Zealand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ellington: LexisNexis, 2006), p. 189; Paul Craig,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 Review, in Christopher Forsyth, Mark Elliott, Swati Jhaveri, Michael Ramsden and Anne Scully-Hill(eds), Effective Judicial Review: A Cornerstone of Good Governa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9-42; Paul Craig,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Judicial Role: A Response", Volume 9 Issue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112-131(2011); Martin Loughlin, "Towards a Republican Revival?", Volume 26 Issue 2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25-437(2006). [4] 洛克林将英国的公法研究分为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流派，规范主义强调一种先验的研究，而功能主义强调一种经验的研究，规范主义以牛津大学为中心，代表人物如戴雪、韦德、艾伦、乔伊尔、莱斯特等，功能主义则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中心，代表人物如拉斯基、詹宁斯、罗布森、米切尔、格里菲斯、麦考斯兰等。
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自由不是通过防御政府来实现，而是通过建立一个提高审议、防止党派垄断、鼓励领导美德的政治文化来实现的。的确，过去，政治体制没能很好地限制自己，但是最终出版评论、公众抗议和政府内部的背叛导致了首相的辞职，进而，更多的出版揭露和一系列的丑闻导致了执政党的下台。
让最高法院做出政治决定并不会减少该决定的政治性。首先，法院擅长的是程序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实质问题，比如可接受性、合理性或者合比例性，法院并不比立法者判断得更好。